颜氏家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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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顾东桥书


  顾东桥(公元——年),名鳞,字华玉,号东桥。江苏江宁人。进士,官至南京刑部尚书。擅写诗,见《明史》卷二八六。钱德洪的序是《答人论学书》,而《阴阳全书》则用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原文


  
  来书云:“道之大端,易于明白,所谓良知良能,愚夫愚妇可与及者。至于节目时变之详,毫厘千里之缪,必待学而后知。今语孝于温清定省,孰不知之。至于舜之不告而娶,武之不葬而兴师,养志、养口,小杖、大杖,割股,庐墓等事,处常处变,过与不及之间,必须讨论是非,以为制事之本。然后心体无蔽,临事无失。”
 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,此语诚然。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,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,此其所以“道在迩而求诸远,事在易而求诸难”也。孟子云:“夫道若大路然,岂难知哉?人病不由耳。”良知良能,愚夫愚妇与圣人同。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,而愚夫愚妇不能致,此圣愚之所由分也。节目时变,圣人夫岂不知,但不专以此为学。而其所谓学者,正惟致其良知,以精审此心之天理,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。吾子未暇良知之致,而汲汲焉顾是之忧,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。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,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。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,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。故规矩诚立,则不可欺以方圆,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;尺度诚陈,则不可欺以长短,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;良知诚致,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,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。毫厘千里之缪,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,亦将何所用其学乎?
  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,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,吾见其乖张谬戾,日劳而无成也已。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,孰不知之。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。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,而遂谓之能致其知,则凡知君之当仁者,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,知臣之当忠者,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,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?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,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,明矣。知行合一之体,不益较然矣乎?夫舜之不告而娶,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,故舜得以考之何典,问诸何人,而为此邪?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,权轻重之宜,不得已而为此邪?武之不葬而兴师,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,故武得以考之何典,问诸何人,而为此邪?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,权轻重之宜,不得已而为此邪?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,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,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,乃不忠不孝之大者。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,以精察义理于些心感应酬酢之间,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,执之以为制事之本,以求临事之无失,其亦远矣。其余数端,皆可类推,则古人致知之学,从可知矣。

译文

来信写道:“大的方面的道,人容易理解,所说的良知良能,愚夫笨妇也能懂得。至于那些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,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的精微处,必须等学过之后才能明白。如今要在温清定省上说孝,谁人不知?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,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,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,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,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,为亲人守丧三年,等等事情,在正常与变化、过分与不及之间,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,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。然后人的心体方不被蒙蔽,遇事才不出差错。”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,这种认为是正确的。只是后世的学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的道而不去遵循,却把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,这正是“道在迩而求诸远,事在易而求诸难”。孟子说过:“夫道若大路然,岂难知哉?人病不由耳。”在良知良能方面,愚夫笨妇与圣人一般。但唯圣人能致良知,愚夫笨妇则不然。这正是二者的区别。细节,条目的随时变化,岂能瞒得了圣人?只是圣人不在这上面大作文章。圣人所谓的学问,正是仅去致其良知以精察心中之天理,这与后世所谓的学问大相径庭。你还没有去致良知,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,这就是把难以理解的作为学问的弊端。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,犹如规矩尺度与方圆长短的关系。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不可测定,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。因此,规矩一旦确立,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,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;尺度一旦制定,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,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;良知能够“致”了,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,而天下的细节、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。毫厘之差所导致的千里之谬,不在我心良知的细微处研究,又在什么地方用功呢?
  这如同不用规矩却要确定天下的方圆,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,我只会看到他破绽百出,劳而无功的结果。你讲在温清定省上说孝,谁都知晓,但真能致其知的人太少了。若说大略地知晓温清定省的礼仪,便说能致良知,那么,只要是知道君主应该仁的人,都可说他能致其仁的知,知道臣属应尽忠的人,都可说他能致其忠的知,那么,天下谁人不是致知的人?由此可知,致知必须显现在行上,而不行就不是致知,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人。知行合一的本体,不是更清楚了吗?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,难道是在舜之前就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,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,向别人作了请教,才这样做的呢?还是舜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,审度轻重后,无奈才这样做的呢?武王不葬文王而讨商,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就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先例作为标准,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,向别人作了请教,才这样做的呢?还是武王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,审度轻重后,无奈才这样做的呢?如果舜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,武王不是真心拯救百姓,那么,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,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,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。后世的人不肯尽力致良知,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,反而去空谈一些反常的事,一口咬死这些才是处理事情的根据,以求遇事没有闪失,如此就离题万里了。其它几点,都可依此而类推。因此,古人有关致知的学问,从中就会完全明白了。评析:大道理明白了,小事理却混淆了;事理上分清了,行动起来又糊涂了;行为上不离规制,事理上又有了偏离。这些都是不能“致良知’”的原因。心里有了良知,处事为人便有了衡量长短、方圆的规矩。什么是良知?良知是心之本体,是天地自然之法则。良知唯在心中致,离开本体之心则无良知可致。圣贤致心不乱,自然良知显现;良心显现,便有了处事的法则;有了法则,事事理理自然清楚明白。所以说,人有千算不如天之一算。天之一算便是“致良知”的圣算。

王守仁(年10月31日-年1月9日),本名王云,字伯安,号阳明,浙江余姚人,汉族。明朝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。文章博大昌达,行墨间有俊爽之气。主要作品《王阳明全集》、《传习录》、《王文成公全书》。

*文章来源:摘编自《传习录》明·王守仁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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